记者行业经历最大离职潮，想留不能留才最落寞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时代发展的速度总是超乎世人的想象，无论是媒体发展的黄金十年，还是如今风雨飘摇的今天，总是会有媒体人在时代趋势的裹挟下选择了转型创业，区别只在于数量的多少而已。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些年来，媒体人离职都有哪些原因?又发生了什么变化?

无论是媒体“黄金时代”，抑或是媒体衰落转型时代，总有一部分媒体人离开原供职媒体，进入其他媒体或行业。

社交媒体时代，媒体从业者和媒体行业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然而媒体从业者也顺势获得了部分独立的话语权。在各类告别行为中，部分媒体人选择公开发声，向大众展现自己理想幻灭、生存现状和个体情感。

不同时代的媒体人离开媒体的情感因素不尽相同，探讨分析媒体人离职时的情感表达，对于认清媒体人的思维具有一定的价值，对其离职的这个“关键时刻”加以阐释，则能让我们从一个变迁的视角分析记者这个群体的价值认知参照物，同时了解这个群体持有的新闻价值观。

媒体人为什么离职?

新闻理想vs现实环境：制度不公、理想不存

从新闻学的角度来说，“新闻理想”意指新闻人“对新闻职业的想象和希望，以及对新闻职业成就的向往和追求。它是人们对新闻职业的一种认知态度和总体评价”。

记者王克勤甚至被网友赞誉为“不为权贵唱赞歌，只替苍生说人话”，这样的高度评价见证了媒体人的辉煌。曾经的岁月中这样一批人一直带着镣铐跳舞，然而新闻立法已经走过三十多年漫长的历史，现依然在艰难跋涉，孙旭培在新闻立法三十年一文中的呼喊与设想仍旧没有实现。

翟明磊说，“报社宁愿得罪记者，也不愿得罪政府，我厌恶在这种框架内的假新闻”;

财经记者付涛呼吁，“媒体若不能成为真正的公器，也不应该成为一部仅仅赚钱的私器”;

中国时报黄哲斌控诉，“记者变成广告业务员，公关公司与广告主变成新闻撰稿人，政府与大企业的手”。

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促使媒体人处境变得尴尬，这种尴尬折磨的是媒体人的精神世界，进而引发行为的“暴动”。媒体人辞职离开行业正是对媒体制度的妥协或者反抗，这种妥协和反抗由私下走向公开。

职业道德vs个人生存：自由受限、收入微薄

各行各业自有其工作规则，媒体行业同样只是一份普通的工作，身在其中的工作者同样承担着工作责任和遵循工作原则。只不过媒体的特性使其责任和意义被无限放大，以至于大多数忽略了媒体从业者的普通性。

翟明磊质问，“为了新闻我不顾家庭安危，妻子仍为我担惊受怕，而报社却将记者看成永动机，不考虑各种客观因素对记者心理的影响，并不顾实际新闻的质量而以数量做依据”;

高改芳在看到报社新制度时觉得，“就像在田地里耕地的牛，发现勒在自己背上的皮条又被抽紧了”;

第一财经日报许金晶说，“收入日渐微薄，在这种情况下，我连维系自身生活(包括房租、交通、通讯、应酬、文化消费等)都捉襟见肘”。这种情感激烈的表达让我们较为直观地感受到媒体人的生存困境。

有偿新闻、广告新闻、封口费等问题一直广受诟病;同时记者“深入虎穴”进行报道，面临绑架威胁等说法又常见诸于报端，前者让人对媒体失望，后者让人对媒体肃然起敬，这何尝不是另一组矛盾。

所以，媒体人可以因经济利益离开新闻行业，但是媒体人大量选择“这个夏天我依然会做出改变，因为我饿”“我的名声和收入完全不成正比，我连一个三流歌手、一个三流的文艺主持人都比不上”“媒体人迷茫和焦虑与日俱增，逃离或许是多数人不得不选择的一条道路”时，这些表达会影响公众对新闻业和媒体行业的认知，对于这种选择，我们感到难过，却并不能加以过度指责。

新闻怀旧vs媒体转型：大势所趋，创业转型

新媒体与传统媒体是新闻业的“二元对立”，传统媒体新闻人日渐感受到自己社会地位的动摇，而一开始就投身于网络媒体的新闻人则期待着这一权力关系的转变。两者虽然同为媒体人，却似乎走上了对立面，出现了“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局面，悲观情绪在传统媒体新闻人中蔓延开来。

转型是告别中最重要的话语之一，也是告别行为将要延续的下一阶段。东方早报简光洲称“理想已死”，然而并不是每一位离职媒体人都如此激烈，央视马东很平和地解释“认同央视文化，但我性格不适合”;李咏携央视几位老同事成立了主要“制作自主知识产权节目”“未来涉及电视剧制作等领域”的工作室;王利芬博客文章《人生转型 服务社会依旧》情感真挚，但重点是介绍自己所创的网站。

所以，媒体人离职转型往往是建立在对过往的反思之上，进而呈现出平和与激烈两种状态，理智看待不同情况的离开有助于正确认识行业现状。

媒体人离职情绪的表达方式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这句话也许能够很好地解释为何媒体人的离职如此宏大的特定时代特色，文本内容往往溯及社会历史的变迁。导致媒体人离职的情绪表达不同于普通人的情绪表达，不只是单纯的事实阐述或是单独的情绪发泄。

顾名思义，离职告白文本意味着最终的结果都是离开，利用图悦在线词频分析工具对媒体人离职告白文本进行可视化分析、数据抓取后可得出关键词、词频、权重三项数据，我们发现不同时期的文本在叙事展现上有明显差异，修辞方式、情感色彩也各不相同。

根据内容所表达情绪来看，基本可以认为从2003-2013是离职情绪最为动荡和激烈的十年，在此期间出现了较多尖锐话语;从2014年开始，尽管中间依然出现了在离职申请表上大骂总裁“傻B”的曹筠武，因一句“我的胸太大这里装不下”而走红网络的彭玲玲，但媒体人的情绪总体走向是渐渐趋于平静，较为明显的特征是出现了越来越多选择回归家庭与个人情感的离职者。

根据内容情绪表达的激烈程度、文本内容涉及事件的描述方式、文本行文过程中关键词汇的出现频率，可以将所有文本按照情绪的表达程度分为四个等级，分别是直白—煽情—隐晦—平和。在现有的77份文本中，22份文本可归于直白类，5份属于隐晦类、17份属于煽情类、33份属于平和类，不同类型文本出现的时间仍有交错，难以完全定量区隔。

直白式：事实逼“我”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