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企业海外投资需要调整思路

　　摘 要：对外直接投资,是充分利用全球资源与市场进行经济扩张的重要举措。本文通过对当前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的风险分析，阐述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失策之处，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风险应对的措施。

　　近年来，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日益加快，引起了世界的瞩目。美国第二大会计师事务所安永近日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连年增长，今年上半年达到289.2亿美元。该报告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2005年到2011年间，从仅仅100亿美元飙升至约730亿美元。中国对外投资现已遍布全球178个国家，涵盖矿业、农业、工业、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等多个领域，跃居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国家的第5位。安永发布的报告称，2005年到2012年上半年，中国能源、金属等资源类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额约2390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71%。

　　未来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计划年均增长将在17%左右，特别是资源能源类投资将处于迅速增加的时期。在当前国际政治动荡加剧的背景下，在全球政治的风口浪尖上“走钢丝”，面临的风险范围更大、涉及更广、性质更复杂，需要更加平衡的战略思想。当下，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必须要与国际政治环境相适应，与自身核心竞争力相匹配，既要把握机遇，又要防范风险；既要坚持市场化运作，又要考虑国家海外投资战略需要，积极审慎、循序渐进、量力而行。

　　一、我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的风险

　　国际政局动荡风险加大。我国实行“走出去”战略不过20余年，世界上资源丰富、易于开采的油气资源和金属资源地块早已被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开发，留给中国的无非是两种资源：经济效益较差的地块和政治风险较高的地块，且后者居多。除了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外，我国的矿业投资大部分都集中在拉美、非洲、亚太3个地区。这3个地区都存在大量的政治、民族斗争，资源利用争议也多，政策的稳定性使“走出去”的企业面临的风险增大。统计数据显示，在占我国对外投资存量前20位的国家和地区中，高危或高风险国家的投资额占1/5。

　　来自下层的风险加剧。亚洲、非洲等地区中，许多内部冲突激烈的集权国家是我国企业“走出去”的较集中地区。我国在与这些地区国家的交往中高度依赖执政政府的上层路线，曾经取得很大成功，不仅在联合国系统团结了发展中国家政府并获得投票支持，也为弱小的我国企业走向这些高风险地区提供了保护伞。但近期有关方面调研表明，目前这种务实的外交方式正在成为一把双刃剑。国外智库分析认为，目前全球政局动荡大幅加剧，正开始出现第三轮反政府的民主风潮，国内矛盾激烈的一些高冲突国家更是敏感地区。金融危机发生之后，随着全球经济不景气及通胀，这些国家下层人民生活困难显著加剧，而西方政治家面临大选前国内经济不景气，也通过更多指责中国在全球化中“搭便车”来弱化自身面临的困境，对点燃这些国家潜伏的矛盾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我国在这些高冲突国家投资密集且与当地政府关系紧密，当地人忌惮政府集权，只能将怨气发泄到与政府关系十分密切的我国企业头上，成为当地针对华人的治安事件特别突出的重要原因之一。

　　投资审查风险有所增加。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境外投资规模的扩大，国际上对我国企业正常的投资活动的疑虑日渐增多，我国企业面临的限制措施和众多审查的风险有所增加，尤其是有国资背景的企业。如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的冰岛买地风波，一笔很简单的生意，最后却风云突变。一个小国家面对一个来自东方大国的企业时，那种本能的恐惧和不安是不难理解的。

　　文化差异冲突风险隐现。由于国际化竞争的欠缺，文化差异明显，我国企业往往不甚了解投资所在地的情况，处理不好与投资对象国和当地社区的关系。如在缅甸，密松电站的坝址属于缅甸政府军管辖范围，但淹没区却在克钦独立组织控制区域。军政府对密松大坝投资利益的独断分配，令我国投资企业被视为造成不公的共谋及不公行为的受益者，继而成为紧张局势和暴力事件的焦点。缅甸当地一些居民所表达的最大拆迁要求，居然是要直接与我国公司对话，其对当地政府和企业的不信任可见一斑，我国企业信息披露与对外沟通之少也可见一斑。

　　二、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失策之处

　　（一）政府缺乏对企业海外投资的规划和指导。

　　政府对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产业、方式等没有明确的规划，造成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投机性、盲目性、无序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存在投资区位过于集中、投资主体以国有企业为主、投资行业集中、投资动机以资源获取型为主、投资方式较为单一、忽视非股权投资经营模式、投资质量不高等许多问题。

　　（二）中国具有“走出去”的决心和能力，但尚不完全具有保护海外投资利益的能力和手段。

　　我国公司的海外投资，大多时候是出于世界经济格局重塑期形成的价值洼地的本能嗅觉，是一种自发的市场行为。这一点，西方世界往往把它解读为超越商业层面的威胁，并做出强烈反应。在仍然遵循丛林法则的当代国际社会，中国一方面显得无能为力，另一方面本身就是许多国际冲突的隐含目标。此时，我们投资扩张的步伐越急功冒进，别国的戒心就越重。

　　（三）缺乏相关专业人才，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率。

　　对外直接投资对跨国经营人才在贸易、管理、外语、法律、风俗、财务、营销、金融等各个方面都有较高的要求，但很多我国企业缺乏高素质的跨国经营人才，盲目对外直接投资，造成企业在海外经营时限入亏损。与此同时，我国企业也缺乏文化整合和人力资本整合经验，比如在海外投资设厂后，往往从国内带出庞大的劳工队伍，目前有超过100万的中国人在非洲工作，仅安哥拉就超过30万人。而欧美企业只派出核心管理团队，一般在当地雇佣劳工。这种差距的客观存在，使得我国企业海外投资过程中需要付出更大努力（比如当地劳工的抗议），也需要承担更大风险（比如去年从利比亚撤侨事件和不断出现的海外工人被绑架事件）。

　　（四）政府针对企业海外投资的管理及政策措施缺乏系统性。

　　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由商务部、发改委、财政部、海关总署、外汇资产管理局、产业主管部门等共同管理，各个部门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只从各自的管辖权和管理目的出发，缺乏沟通联络，导致审批重叠、内容繁琐、过程复杂。而且，对外直接投资法律体系不健全，零星破碎的支持政策总计不到20项，还被部门支离分割，这与中国高速增长的对外直接投资相比，具有滞后性、不适用性和极大的局限性。

　　（五）国内对海外投资风险评估的侧重点仍然在经济领域，对政府风险的关注度不够。

　　1. 我国企业多从两国关系及东道国领导人的喜好做出简单评判，而不是像成熟的跨国公司那样依靠在充足信息基础上所进行的“冲突评估”，对来自民间社会的风险要么根本看不到，要么视而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