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宏观】“小鬼当家”对经济影响几何？

张文朗 ?谢超（联系人）

要点　●　“小鬼当家”成了当今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每一个父母的心愿，在“一切为了孩子”理念的影响下，很多家庭对孩子投入日益增加，当前天价学区房即是一例。那么，“小鬼当家”具体表现在那些方面？中外有何差别？这个现象是否会持久，对市场与宏观经济有何含义？　●　中国家庭对孩子的高投入不仅表现在直接的消费开支方面，还有间接的投入，包括时间的投入。2015年中国有孩子的家庭开支比无孩子的家庭要高30%以上，在考虑经济发展水平情况下，中国家庭对孩子的投入程度仅次于印度，远高于发达国家。为了孩子的教育，中国父母为学区房愿意支付很高的溢价率（北京学区房的溢价率超过100%）。另外，像美国一样，中国母亲对孩子投入的时间成本也越来越高，25-39岁的生育主力女性人群劳动参与率大幅下降就是一个佐证。　●　“小鬼当家”现象中长期内还会持续。从进化心理学来看，尽可能多地从父母那里获取资源是孩子进化出的“天赋”，而通过提高后代质量来扩张种群是人类的生物学属性。现代社会养育孩子机会成本上升，对孩子高投入是父母作为经济人的理性抉择。中国贫富差距的加剧强化了父母对孩子高投入的意愿，以期帮助孩子摆脱相对贫困状态，而社会保障不完善亦导致父母继续维持对孩子高投入意愿，以实现“养儿防老”的目的。此外，经历过贫困童年的中国父母对子女的过度补偿心理带来的高投入现象短期内也难以消失，同时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也会增加家庭对孩子的总体投入。　●　“小鬼当家”对各行业影响不同，相对于无孩家庭而言，有孩家庭用于食品饮料方面的开支金额增加最多，对酒和烟草、休闲娱乐的开支则会下降。从支出百分比来看，孩子对教育行业的拉动作用最强。过去十几年中，食品饮料、通信、教育占儿童支出的比重降低，衣服和鞋、居住、酒店餐饮方面的消费占比基本保持稳定，而医疗健康、交通和其他消费占总支出的比重会有显著的上升。　●　到2020年，由孩子带来的家庭支出预计将高达4.6万亿，“十三五”年均实际增长率为8.2%。增速较快的是医疗健康、酒店餐饮、家居、衣服和鞋、教育、通信和房屋开支。受收入增长、交通改善等因素的影响，食品饮料和交通行业的支出增速较慢。休闲娱乐、酒和烟草的消费则会继续受到挤压。但从支出比重来看，预计“十三五”期间儿童衣服和鞋的支出占比升幅最大，意味着穿着消费仍是未来五年儿童消费升级的主要方向。另外，全面放开二胎有助于出生性别比回归合理水平，女童消费有望迎来更快增长。　●　从宏观角度看，“小鬼当家”从需求方面将提升消费率，从供应方面则提升劳动生产率，有利于潜在经济增长。虽然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和经济成本上升可能抑制生育率，但受益于全面二胎政策，每年或新增新生儿250-500万人，加上其他因素的作用，居民消费率将由当前40%以下提高至43%左右。从供给角度看，中短期内，对孩子的高投入导致母亲劳动参与率下降，但长期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改善全要素生产率，从而提高潜在经济增长。此外，出生率上升，伴随着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在新生儿未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的短期到中期内，意味着消费需求相对供给潜力增加，或导致均衡（实际）利率上升。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货币政策不及时反映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还以过去的较高经济增速为参照来操作，则CPI通胀率会有上升压力。引言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每一个父母的心愿。近期，天价学区房成为热点话题。不过，这个现象并非今人所独有，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孟母三迁”的故事。这些故事背后折射出的是父母对孩子的关爱，在“不输在起跑线上”、“一切为了孩子”等理念的影响下，当今很多家庭甚至出现了“小鬼当家”的现象，即整个家庭支出等生活内容围绕孩子的需求与未来进行安排。那么，“小鬼当家”具体表现在那些方面呢？中外有何差别呢？这个现象是否会持久，对市场与宏观经济有何含义？“小鬼”如何“当家”？　　“小鬼当家”具体表现在那些方面？这主要看家庭为培养孩子是怎样投入的。这里既有直接的投入，也有间接的投入，既有金钱投入，也有时间与精力的投入。　　从单个孩子[1]的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看，中国家庭对孩子的投入处于较高水平。与主要发达国相比，中国家庭为一个孩子所花费的支出占到了家庭总支出的17%，仅次于日本的36%，远高于美国8%的水平（图1）。与其他金砖国家相比，中国家庭为一个孩子所花费的支出比重仅次于俄罗斯的20%，远高于印度的11%。　　在考虑了经济发展水平后，中国家庭对孩子的投入程度仅次于印度，远高于发达国家。如果不考虑经济发展因素，在五个发达国家和金砖五国样本中，从单个孩子占家庭支出比重上看，日本家庭最舍得为孩子投入。但是，在不同的经济条件下，孩子支出占比相同并不能说明父母对孩子投入的程度也一样。因此，我们将经济发展因素考虑在内，构建了家庭为单个孩子的投入指数，用以衡量不同国家有孩子的家庭为一个孩子愿意付出的投入程度。根据家庭为单个孩子的投入程度指数，中国仅次于印度，与俄罗斯并列第2位，远高于五个发达国家（图2）。

　　总体来看，中国有孩家庭相比无孩家庭的开支要多30%左右。根据统计，以2015年的家庭支出为例，中国有孩子的家庭开支会多30%以上，与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五国平均情况接近（这五个国家有孩子的家庭平均会额外多开支31%）（图3）。其中，孩子对日本家庭支出的带动作用最大，高达59%，德国最低，约为12%。同样是2015年，在金砖五国中，有孩家庭比无孩家庭支出平均要多34%，其中最高的是印度，高达57%，最低的是南非，也有19%（图4）。

　　除了直接养育孩童的开支，为了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父母也愿意为学区房支付很高的溢价。学区房溢价率[4]对于衡量父母为孩子投入的程度具有参考意义。以北京为例，西城、东城、海淀、朝阳四区的学区房溢价率高达100%以上（图5）。不过，愿意为学区房支付高价并非中国父母所独有的现象。有关对1998-2001年美国圣路易斯大都会地区的研究显示[5]，美国父母也愿意为好的学区房支付非常高的溢价。圣路易斯大都会地区以1998年计价的平均房价为14.8万美元一套，但是标准差高达16.1万美元，这意味着圣路易斯大都会地区最贵的学区房或也在区域成交均价的一倍以上。

　　金钱方面的投资之外，父母对孩子投入的时间成本也越来越高。中国没有直接的数据来说明这个现象，但25-39岁的生育主力女性人群劳动参与率下降则是一个佐证。虽然三次人口普查中50岁以下的两性的劳动参与率均有下降，但育龄阶段女性劳动参与率比男性下降的更多。其中25-39岁的生育主力女性人群劳动参与率下降更为显著，25-29岁年龄段的劳动参与率由1990年的91%下降到2010年的79%、30-34岁年龄段则由1990年的91%下降到2010年的81%（图6-7）[6]。

　　不过，为养育孩子而投入时间越来越多也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比如，根据Pew Research Center的调查，1965年美国母亲每周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为10.2小时，父亲为2.5小时。在2011年，母亲投入的时间增加到13.5小时，父亲投入的时间虽依旧低于母亲，但有了更为显著的增长，为每周7.3小时。工作女性平均每周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为11小时，而全职母亲每周花费在孩子身上的时间为18小时（图8）。进一步对这13.5小时的陪伴进行分解，教育孩子占到2小时，娱乐性活动占到2.5小时，管教孩子占到3.8小时，还有5.2小时的自然陪伴（图9），除了娱乐性质的活动外，母亲在其他方面的时间付出也都高于父亲。

“小鬼当家”会持续吗？　　往前看，“小鬼当家”现象是否会在较长时期内持续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既要考虑一般的情形，也要考虑中国的特殊情况。　　从进化心理学角度来看，尽可能多地从父母那里获取资源是孩子进化出的“天赋”[7]，这种争取家长投入的策略贯穿了孩子的成长过程，直到他们长大成人。由于人类缺乏动物那种母子立即联系机制，因此孩子自胎儿时期就开始尽量从父母那里获取资源以保障自己的健康成长。例如，胖儿子或者胖女儿通常能够增强父母对新生儿的好感，因此母亲腹内的胎儿不断从母体获取资源以积累脂肪直到出生，以至于人类胎儿的脂肪是其他灵长类动物的4-8倍。体重大同时也会增加母亲分娩时的痛苦，分娩越艰难，意味着母亲的被动投入越高，这将增强母亲对新生儿的关爱。道理很简单，不容易获得，才懂得珍惜。这种争取家长投入的策略贯穿了孩子的成长过程，直到他们长大成人[8]。心理学研究表明，孩子可以通过情感和行为两个方面的积极表现来影响父母的意识，以尽可能多地获得父母的投入。　　其次，从父母角度看，通过提高后代质量来扩张种群是人类的生物学属性，这导致他们有动力持续投入来培养后代。根据生物学理论，动物既可以通过增加后代数量来扩张种群（R策略），也可以通过提高后代质量来扩张种群（K策略）。昆虫等动物是典型的R策略型生物，通过更多地生产后代来保障种族延续，但是父母对每个后代的投入都极为有限。灵长类的生物学属性不同，它有很长的怀孕期和哺乳期，而且每胎只生一个，这提高了每个婴儿的存活率，是一种典型的通过提高质量来保障种群延续的生物，但这同时也增加灵长类父母对于孩子的投入。人类又是灵长类动物里面怀孕期较长的，尤其是高度发达的大脑使得人类在不成熟时期就要出生，这又决定了人类婴儿出生后的哺乳期和受保护期更长。很多灵长类父母在婴儿断奶后基本上会终止对婴儿的照顾，而人类父母对孩子的抚养通常会持续到青春期甚至更久[9]。这种生物学上的种群延续K策略注定了父母对孩子将保持高投入。　　现代社会养育孩子机会成本上升，对孩子高投入是父母作为经济人的理性抉择。诺奖获得者贝克尔认为孩子是一种“时间密集型商品”，这种时间密集型商品的数量、质量和其他商品的消费共同决定了父母的效用函数[10]。因此作为理性人的父母也面临着到底是要数量还是质量的R-K策略抉择问题。伴随着经济增长，父母尤其是母亲的单位时间回报上升，这意味着生产孩子这种时间密集型商品的机会成本上升，这将降低父母生育孩子的意愿，促使父母在生育孩子的抉择上由数量型的策略向质量型的策略转变。由孩子数量下降导致的父母效用的缺失，将通过追加投入、提高孩子质量的方式来满足。从图10可以看出，伴随着人均GDP的增加，户均孩子的数目呈现下降趋势，这基本上符合贝克尔的生育理论。其中，户均孩子数量最少的是日本，仅有1.02个孩子，而根据图1，单个孩子支出占家庭支出比重最高的正是日本，高达36%。因此，从生物学的自发理性和经济学的自觉理性角度看，现代社会养育孩子机会成本上升，对孩子高投入是父母作为经济人的理性抉择。

　　贫富差距加剧会强化父母对孩子高投入的意愿。研究显示，贫富差距日益扩大迫使父母不得不加大对孩子的投入，尤其是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11]。对于富人而言，这种投入加大主要体现为投入绝对值的上升，因为贫富差距扩大意味着富人如果不加大对孩子的投入，则孩子有可能被甩出富人圈；对于穷人而言，这种投入加大更多体现为对孩子的支出占收入的比重上升，因为穷人的收入面临绝对或者相对的下滑压力。为了尽可能不让孩子像自己一样再落入贫困陷阱，穷人总是尽量避免降低家庭用于孩子教育的比例，即所谓“再穷不能穷教育”。这意味着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导致不同阶层的父母都更加重视对孩子的投入，尤其是对教育的投入。当前，我国贫富差距形势不容乐观。与早些年贫富差距主要表现为收入差距不同，随着过去十多年来房地产行业高速发展，财富差距导致的贫富差距问题越来越明显（我国收入吉尼系数仍然高于美国，而财富基尼系数显著上升，图11-12）。有人拥有多套房产，而有人还处于“蜗居”状态。当前，房价进入新一轮加速上涨期，由此造成的贫富差距问题更趋恶化，这或将刺激父母加大对孩子的投入力度。

　　社会保障不完善亦导致父母继续维持对孩子高投入。中国自古以来有“养儿防老”一说，这是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为人父母的理性选择[12]。从这个角度讲，孩子对父母的保障意义越强，则父母对孩子投资的动机也就越强。伴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父母维持和提高家庭生活水平的能力越强，保障自身晚年经济生活的能力也越强，孩子的保障性作用会被削弱，因而会降低父母对孩子的需求。这意味着，收入的提高将会降低父母对孩子的投入意愿。事实上，除了父母自身的赚钱能力提升会降低对孩子的保障性需求之外，伴随着经济发展带来的养老制度的完善，也会降低父母对孩子的保障性需求。如图13所示，中国社会保障体系还很不完善，这意味着，养儿防老的动机依然存在。2012年，对于养老问题，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副主任吴玉韶表示“政府要承担一定责任，但不能承担全部责任，因而必须强化家庭养老功能”[13]。在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造成了“4-2-1”家庭的背景下，强化家庭的养老职能，再加上无社会养老金的老年人比例依然较高，导致当下经济发展无法显著降低父母对孩子的保障性需求，反而有可能会强化这一需求。因而，在社保体系有待完善的背景下，孩子的社会保障功能成为中国父母维持对孩子高投入的又一理由。

　　中国父母的过度补偿心理带来的高投入短期内也难以消失。过度补偿是一种心理学现象，是指一个人的心理或者生理缺失在其他方面所引起的过度的补偿行为，通俗的说法可以理解为“矫枉过正”。我们之所以会观察到中国父母对孩子的一些过度投入行为，与这种过度补偿心理不无关系。除了计划生育导致总和生育率断崖式下降，父母对独生子女出现“过度补偿”式投入之外[14]，收入快速提升也会导致当代父母对子女过度补偿式高投入。当下的主流父母人群是70、80后，他们的童年成长在改革开放前或者改革开放初期，那时中国还比较落后，但在他们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却经历了中国前所未有的大繁荣（图14）。在他们成为父母之时比他们的父辈初为父母时物质丰富了很多，但是他们对童年贫困的记忆使得他们不想让自己孩子的童年活在贫困的阴影中，因此也导致了所谓的“过度补偿”现象[15]。　　全面放开二胎政策还会增加家庭对孩子的总体投入。根据美国农业部所做的研究[16]，在双亲家庭，两孩家庭的单孩开支大约是一孩家庭单孩开支的80-90%（图15）。因此，二胎并不会显著降低每个孩子的投入水平，但孩子数量的增加会提升家庭给孩子的总投入水平。

“小鬼当家”对各行业影响几何？　　各行业从“小鬼当家”现象中受益多少是不同的。那么，哪些行业受益较多，哪些受益较少，甚至受损呢？　　从支出增加金额上看，相对于无孩家庭而言，有孩家庭用于食品饮料方面的开支金额增加最多，对酒和烟草、休闲娱乐的开支会下降。2015年，有孩子家庭在大部分行业上的开支都比无孩多，其中最大一笔开支是在食品饮料方面，有孩家庭比无孩家庭多开支了6500元。不过，酒和烟草以及休闲娱乐的开支下降，这是由于一方面父母会因为关爱孩子的健康而减少烟酒等不良开支，另一方面会因孩子的出现加大了其他方面的花费而主动减少自身非必要的娱乐开支（图16）。　　从支出的百分比上看，孩子对教育行业的拉动作用最强[18]。在教育方面，由于我国以公立教育为主，且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因此平均来看，虽然相比于食品饮料开支而言，有孩家庭比无孩家庭在教育支出方面增加的金额并不大，但对教育支出的相对拉动作用最大，高达140%。其次是对衣服和鞋、食品饮料的拉动作用比较强，大约为60%。对于酒和烟草行业的拖累为1%，但对休闲娱乐方面的拖累则高达12%（图17）。

　　过去十几年中，食品饮料、通信、教育占儿童支出的比重降低，衣服和鞋、居住、酒店餐饮方面的消费占比基本保持稳定，而医疗健康、交通和其他消费占总支出的比重会有显著的上升。儿童支出中食品和非酒精饮料的占比始终是最高的，但随着居民恩格尔系数整体下降，在过去十年间占总支出的比重不断下降（图18）。通信方面，由于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成本降低，在支出中占比有所下降。教育方面，儿童对教育行业的拉动虽然最为显著，但是教育支出占儿童总支出的比例却有所下滑，这可能与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免费和国家在教育方面加大投入有关，这使得教育支出的增速慢于其他领域的支出。交通领域的支出占比上升最为明显，除了因为过去交通开支占比基数较小之外，还有交通运输方式升级带来的成本提高的原因，如家庭车辆保有量上升等。此外，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对交通运输的需求增加也不容忽视（图19）。例如，人口流动和父母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追求提高了儿童跨区上学的比例，增加了交通需求；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父母不但希望孩子“读万卷书”，更加重视“行万里路”也有助于交通运输占比的快速提升。

　　另外，美国经验显示，儿童各行业消费对收入的弹性不同。从较低收入组到中等收入组，教育的增幅最为显著，为74%（图20），从中等收入组到高等收入组，教育的增加幅度更大，为115%（图21），同时住房支出的增幅也很大，为81%。[19]高等收入组的住房与教育均有较大增长，是因为美国的私立学校提供高质量的教学，虽然私立学校并不划定招生区域，但是有条件的家长会购买学区附近的房屋以便子女上学。交通支出的增长幅度也较大，平均增幅40%。医疗与健康方面的支出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这一阶段增长得更为显著，医疗需求也得到较好的满足，在中等收入到高收入这一阶段的增幅就相对较小了。整体而言，衣服和食物对收入的弹性相对较小，比较稳定。从长期来看，随着中国人均收入提升，美国这个情况对中国孩童开支的演变或许有借鉴意义。

　　儿童消费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也不同，对各行业影响不一样（图22－24）。以美国为例，6-8岁的孩子的年均支出最小，相比0-5岁有一个小的降幅，9岁之后随着儿童进入青春期，每年的平均支出会有较大的增幅，约2%（9岁后每个年龄段支出平均增速约6%）。从不同收入的组别看，高收入家庭在孩子成长时支出增加的更快。6-8岁的儿童的教育支出有39%的降幅，这也是6-8岁儿童平均每年支出最低的主要原因，这是因为0-5岁的儿童的教育主要是早期的启蒙教育，幼儿园基本是私立机构，幼龄儿童需要更多的看护，幼师的人工付出相对更多，费用相对于小学也昂贵一些。值得注意的是，教育支出在0-5岁占总支出的比重最高，可见美国家庭非常注重儿童的启蒙教育。9岁之后支出的增加主要是教育、医疗和衣服项的支出增加所致，医疗费用在12-14岁之间有44%的增幅，这是因为儿童进入青春发育关键期的健康监测和相应的医疗需求增加，这个年龄段孩子的身体特点和个性凸显的需求使得衣服的消费也随之增加。

　　全面放开二胎有助于出生性别比回归合理水平，有望促进女童消费（女童装、女童玩具针对女童的卡通动漫等）更快速地增长[21]。中国出生性别比自2004年触顶之后，在2009年开始进入下降通道，这主要得益于人口大规模流动、城镇化推进、社会保障体系的持续完善、女性地位不断提升以及生育政策的调整完善等因素。根据国家卫计委2013年所做的全国生育意愿调查，现有一个男孩的家庭中，希望下一个是男孩的比例仅有2.2%，希望是女孩的比例是76.1%，21.7%的人表示无所谓。这意味着，在全面放开二胎的情况下，现有的造成出生性别比过高的家庭，在二胎上将会尊重自然规律，这有助于出生性别比在边际上改善。而尚未生育的夫妻将会由于社会发展因素进一步理性对待孩子的性别，这也有助于出生性别比回归合理水平。鉴于每个儿童消费产业内部都有针对不同性别设计的细分产品，性别比逐步回归合理水平将有利于女童细分产品的相对高增长，较为明显的如女童装、女童玩具（毛绒玩具、芭比娃娃等）和娱乐产品（如针对女童的卡通动漫）等。分行业展望“十三五”期间孩童支出　　到2020年，由孩子带来的家庭支出预计将高达4.6万亿，年均实际增长率为8.2%。在12个细分行业中，超过平均增长率的行业有8个，按照年均实际增速从高到底排序依次是：医疗健康9.6%、酒店餐饮9.5%、家居9.2%、衣服和鞋8.9%、教育8.7%、通信8.6%、房屋8.5%。低于平均增速的是交通和食品饮料两个行业，年化实际增速分别为7.4%和7.1%。与此同时，对于酒和烟草以及休闲娱乐两个行业，孩子的出现将依旧具有挤出效应（表1）。

　　从开支占比来看，食品饮料的比重下降最大，酒和烟草的挤出效应增强，休闲娱乐的挤出效应变弱。相比于2015年，在2020年家庭因孩子而增加的开支中，食品饮料依然高居第一位，但是伴随着收入的不断上升，在恩格尔效应的作用下，占比由39.2%下降至37.4%。交通比重下降约0.1个百分点。另外，酒和烟草以及休闲娱乐依然受到挤压，酒和烟草开支占比的挤出效应由0.11%扩大至0.13%，但休闲娱乐的占比挤出效应由1.59%下降至1.51%，这意味着“十三五”期间孩子对酒和烟草的挤出效应变强，对消闲娱乐的挤出效应在变弱。　　衣服和鞋的支出占比则升幅最大，反映了穿着消费仍是“十三五”期间儿童消费升级的主要方向。衣服和鞋等穿着支出占比虽然依旧排名第三，但上升幅度最大，由2015年的13.8%提高至2020年的14.3%。房屋和家居的占比上升紧随其后，两个和居住有关的开支占比总共上升0.55个百分点。教育支出占比提高0.14个百分点，至5.6%，占比在12个行业中排名第6。增速排名前两位的医疗健康、酒店餐饮，到2020年的占比仅分别为2.9%和1.7%，分别提高了0.18和0.1个百分点，但排名仍然靠后，这表明这两个行业增速较快的主要原因是基数较低；此外，通信占比也有小幅上升，由2.5%提高至2.6%。

“小鬼当家”对宏观经济有何影响？　　“小鬼当家”对宏观经济有何影响？我们要从需求和供应两个方面，也要结合未来我国生育率的变化来谈探讨这个问题。　　放开二胎是不是就是意味着生育率会明显上升呢？未必如此。首先，经济发展会抑制生育意愿[23]。夫妻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不断上升，这会不断增强人类由数量型生育策略向质量型生育策略转变。这意味着从长远来看，人类生育率的下降可能是难以避免的趋势。其次，抚养孩子的社保制度不健全，也会抑制社会整体的生育意愿。例如法国、澳大利亚、英国、美国等社保相对完善的发达国家，生育率要高于巴西、俄罗斯、越南、中国等社保相对不完善的欠发达国家。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如果不给家庭生养孩子做好社保配套，则意味着不但抚养孩子的机会成本迅速上升，而且抚养孩子的经济成本也在快速上升，这两个方面的高成本会迅速降低社会整体的生育意愿[24]。　　全面放开二胎可导致每年新增婴儿250-500万人。国家卫计委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马旭近期表示，中国目前约有9000万对育龄夫妇符合条件，全面放开二孩后，预估今后每年将新增250万新生儿[25]。另一方面，如果总和生育率需要回到2.1的水平[26]，每年新增新生儿应在500万左右。2006-2015年间，中国每年新出生的婴儿数大约为1600万人，照此估计，全面放开二胎后，每年新生儿大约为1850-2100万人，总和生育率预计将回到1.9-2.1之间。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在全面放开二胎后，总和生育率回到2.1是比较乐观的估计，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和经济成本的上升将会抑制生育率，除了印度和墨西哥之外，包括越南等国家在内的总和生育率均低于2.1。因此，我们这里采用250-500万的区间估计。对总需求的影响　　十三五期间的少儿抚养比料将由2015年的23.5%[27]提高至25.4-26.7%（图26）。我们按照全面放开二胎后，每年新增100万[28]、250万和500万的新生儿分别测算了2015-2030的少儿抚养比。不过，每年新增100万新生儿属于已知的最低估计，存在低估生育意愿的可能性。因此，我们仅以250万和500万为基准，分别估计了“十三五”期间全面放开二胎对消费率的影响。　　以居民消费占可支配收入衡量的消费率在“十三五”期间料将提高0.5-1个百分点。实证研究表明，少儿抚养比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中国居民消费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将提高约0.38个百分点[29]（图27）。根据联合国人口署的世界人口展望数据，2020年相比2015年，少儿抚养比将提高0.65个百分点，约提高消费率0.25个百分点。如果每年新增250万新生儿，则2020年的少儿抚养比将比2015年总共提高1.91个百分点，其中250万新生儿的贡献为1.26个百分点，这将导致“十三五”期间的消费率额外提高0.5个百分点左右。如果新增500万新生儿，则将额外提高消费率1个百分点。

　　这意味着支出法下的居民消费率在“十三五”期间将因此而提高0.3-0.6个百分点。实证研究表明，少儿抚养比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将提高约0.23个百分点[30]。按照同样的估计方法，原本“十三五”期间消费率将提升0.15个百分点。在新增的250万新生儿的情境下，居民消费率将额外上升0.3个百分点；如果新增500万新生儿，GDP角度衡量的居民消费率则将额外提高0.6个百分点。农民工市民化、税制和收入分配体系改革的推进同样会提升居民消费，我们假设这些变量将带动居民消费率由2014年的38%提升至2020年的42%，90后又将提升居民消费率0.4个百分点至42.4%[31]，再加上全面放开二胎的影响，到2020年中国支出法下的居民消费率有望达到42.7-43%。　　与此同时，出生率上升，伴随着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在新生儿未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的短期到中期内，意味着消费需求相对供给潜力增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则意味着均衡（实际）利率上升。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货币政策不及时反映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还以过去的较高经济增速为参照来操作，则CPI通胀率会有上升压力。对总供给的影响　　在中短期内，对儿童投入的增加导致劳动参与率下降，不利于经济增长。育龄阶段女性劳动参与率比男性下降得更多，尤其是25-39岁的生育主力女性人群劳动参与率下降更为显著。这一方面是因为近20年的家庭结构变迁使得多代同堂家庭比例下降，女性从父母处得到料理家务和照顾孩子的协助降低，更多的女性需要自己承担一定时间内的付出，这导致女性不得不减少对工作的投入；另一方面是母亲培养孩子的时间投入在增加，在低生育率的情况下，女性对孩子投入更多的时间和心血来提高单个孩子的培养质量。更为悉心的照顾和培养能够帮助孩子在幼龄期更健康地成长、在启蒙期得到更多的智力开发，这是生育主力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　　但在长期内，孩童投资增加有助于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孩童投资对供给的影响以正面为主。例如，全面放开二胎可以每年新增250-500万新生儿，这些新生儿将会提高长期的劳动力供给。更重要的是，在经济不断增长、孩子的机会成本不断提升的情况下，生育策略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意味着家庭对孩子的投入加大。父母对孩子的高投入，会从代际更迭的角度提高整体的人力资本水平，对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下降起到了良好的对冲作用。例如，从增长来源分解的角度看，在1999-2007年，劳动力数量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统计上已经不显著，劳动力所贡献的1.82个百分点，几乎全部由人力资本的提升来解释（表2）。　　人力资本提升还会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溢出效应。人力资本除了作为生产要素直接对增长发挥作用之外，更重要的是人力资本的提升能够提高TFP。无论是创新改进生产效率，还是学习运用先进技术，通常是更高的人力资本才有更可能促进技术进步。中国人力资本提升对TFP的促进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在1989-1998年间，在TFP对GDP增长年均贡献的3.74个百分点中，有0.79个百分点来自于人力资本提升带来的溢出效应；在1999-2007年间，虽然TFP的年均贡献降低到3.63个百分点，但是有人力资本提高造成的TFP贡献却上升到了1.09个百分点（表2）。

[1]Euromonitor数据中所称的儿童是指17岁及以下的未成年人。[2]家庭为单个孩子的投入程度指数=单个孩子支出占家庭支出比重的百分数/2015年人均现价GDP（万美元）。[3]孩子拉动家庭支出增长=（有孩夫妻家庭支出—无孩夫妻家庭支出）/无孩家庭支出。虽然这两类家庭之间的差距并不能非常精确的衡量父母为孩子投入的真实程度，例如孩子出生以后，可能会导致父母用于自身的支出受到抑制，因此可能会低估父母对孩子的投入，但是在没有更合适的数据来衡量父母为孩子投入的情况下，我们认为这一数据是比较理想的参考指标。[4]学区房溢价率=（区域内学区房单价前20住宅的平均报价/区域内成交均价-1）*100%。[5]Abbigail, Rubén, Michael,2010, Nonlinear Effects of School Quality on House Prices,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Review.[6]有意思的是，育龄期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在生育年龄过去后出现了“补偿”现象，也即55-64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出现上升。相比女性，男性的年龄劳动参与率均匀下降，未出现年龄结构上的分化。[7]Trivers, 1974, Parent-offspring conflict,American Zoologist.[8]张雷：《进化心理学》，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9]张雷：《进化心理学》，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10]加里?贝克尔（著），王业宇、陈琪（译）：《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格致出版社，2008年。[11]Kornrich, Furstenberg, Investing in children: changes in parental spending on children, 1972-2007,Demography,2013.[12]人口经济学家Leibenstein（1970）将孩子作为老年和其他方面的保障作用作为父母生育孩子的三大效用之一。[13]据2015年8月25日《新京报》：2012年8月24日，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副主任吴玉韶表示，在养老问题上，既要强调政府所要承担的责任，又要警惕政府责任泛化，警惕社会和老年人对政府期待过高，防止出现福利冲动、福利依赖和福利过度的问题。政府要承担一定责任，但不能承担全部责任,因而必须强化家庭养老功能，这可能比多建养老机构更有积极意义。[14]中国自1983年开始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出现断崖式下跌。中国的总和生育率由1984年的2.72下降到2013年的1.668，2000年曾经一度下降到1.51的水平。虽然严格的政策可以在短期内导致生育率迅速下降，但几千年的“多子多福”文化观念难以短期内改变，在多子多福的传统生育诉求得不到满足后，父母只能将本来留给更多子女的关爱和资源投入到独生子女身上，因此出现了我们观察到的当代父母对子女的过高甚至过度投入现象。[15]至于当下在过度投入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们，他们虽然不会再因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产生过度补偿心理，也没有童年贫困的记忆让他们对自己未来的孩子进行过度投入。但是整个社会对子女的投入已经处于高水平，“曾经沧海难为水”，消费的这种棘轮效应意味着，除非社会发展出现重大倒退，否则在高投入水平下成长起来的这一代子女，等到他们为人父母时，对下一代子女的投入水平也难以降低。[16]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Expenditures on Children by Families, 2013.?[17]二孩家庭的场景设想是除了图中年龄的孩子外，还有一个16岁的孩子，因此二孩家庭的单孩开支是指16岁和图中年龄的孩子总花费的平均值。[18]对某行业的拉动作用=（有孩家庭用于该行业的开支-无孩家庭用于该行业的开支）/无孩家庭用于该行业的开支。[19]美国农业部（USDA）按照税前年收入61530美元以下、61530美元至106540美元、106540美元以上将家庭分为较低、中等和较高收入三个组别。[20]计算方法为（中等收入组给儿童的各项支出-低收入组给儿童的各项支出）/低收入组给儿童的各项支出。[21]虽然，现有的文献对于单独二胎的放开是否有助于性别比的回归尚未有明确结论，例如有观点认为鉴于孩子抚养的机会成本和经济成本较高，现有一胎是男孩的家庭生育二胎的意愿较低，反而是现有一胎是女孩的家庭却很可能利用此机会去抓紧生男孩，因此石人炳、陈宁（2015）等认为短期内有可能出生性别比进一步失衡。但是基于上文的分析，我们依然对全面二胎放开对于出生性别比的合理回归抱有信心，除了因为自单独二胎以来2014、2015年的出生性别比持续大幅下降，更是对经济与社会发展对中国社会的移风易俗作用抱有信心，因而认为未来女童消费有望迎来更快的增长。[22]本表根据Euromonitor相关预测整理。[23]参看Hill（1966）、Easterlin（1969）以及Simon（1969）等人的分析。[24]参看De Tray（1970）、Willis（1973）等人的分析。[25]?[26]2.1是人口的更替水平。[27]2015年的数据来自于联合国人口署，与中国官方数据存在一定偏差。以2014两年为例，联合国数据为23.37%、官方抽样值为22.45%。鉴于联合国数据比较齐全，且有年龄结构数据，此处采用联合国数据。[28]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李斌表示今后每年新增新生儿为100万或以上，因此我们对这一情形下的少儿抚养比也进行了计算。[29]王欢、黄健元：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与城乡居民消费关系的实证分析，《人口与经济》，2015年。[30]罗光强、谢卫卫：中国人口抚养比与居民消费——基于生命周期理论，《人口与经济》，2013年。[31]参见中信证券研究报告《90后消费新主张之宏观篇—消费新贵来袭，把握万亿市场》。[32]王小鲁、樊纲、刘鹏：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和增长可持续性，《经济研究》，2009年。[33]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是指人力资本积累通过提高TFP对经济增长产生的积极作用。?特别声明　　本资料所载的信息仅面向专业投资机构，仅供在新媒体背景下研究观点的及时交流。本资料所载的信息均摘编自中信证券研究部已经发布的研究报告或者系对已发布报告的后续解读，若因对报告的摘编而产生歧义，应以报告发布当日的完整内容为准。本资料仅代表报告发布当日的判断，相关的分析意见及推测可在不发出通知的情形下做出更改，读者参考时还须及时跟踪后续最新的研究进展。　　本资料不构成对具体证券在具体价位、具体时点、具体市场表现的判断或投资建议，不能够等同于指导具体投资的操作性意见，普通的个人投资者若使用本资料，有可能会因缺乏解读服务而对报告中的关键假设、评级、目标价等内容产生理解上的歧义，进而造成投资损失。因此个人投资者还须寻求专业投资顾问的指导。本资料仅供参考之用，接收人不应单纯依靠本资料的信息而取代自身的独立判断，应自主作出投资决策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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